实践反复证明一个简单而又深刻的道理：外来文化如果不与本土文化相结合，便难以得到迅速有效的传播。

    印度佛教传入中国后，逐渐中国化了。如来佛变得深通中国的人情世故。观音菩萨也喜剧式地从男子汉变成了风姿绰约的少妇，在民众的心目中，她是“送子娘娘”，大慈大悲救苦救难的神灵。

    作为三世佛之一——未来佛的弥勒，在印度佛教中，其正统的形象原本是一个十分庄严肃穆、眼观鼻鼻观心的超脱于喜怒哀乐的妙相庄严的冷面菩萨，压根儿就没有笑呵呵的样子。其位置也不在天王殿，而是正正规规地立在各寺院的大雄宝殿内，站在现在佛的右边，现在佛释迦牟尼在中间，过去佛燃灯佛站在左边。这三尊佛是按时间的先后排列，是前后上下关系，故称竖三世佛。还有按地域空间划分势力范围的三世佛，叫横三世佛，即东方净琉璃世界的药师佛，裟婆世界的释迦牟尼佛，西方极乐世界的阿弥陀佛。

    也许是由于这位弥勒佛的那种超脱风尘、摒弃七情六欲、悲天悯人、凝神入定的形象过分冷漠吧，抑或是由于太正统的缘故，让中国人觉得他有点难以接近，更谈不上与人亲近，甚至有点让人感到不寒而栗，因此，中国佛教信徒们便以中国广大僧侣的一位真实人物——布袋和尚契此为原型，将衣冠楚楚、庄严肃穆的弥勒佛，换成了一个袒胸露腹，大肚滚圆凸出的喜眉乐眼笑口常开的和蔼可亲的胖大和尚。让你一见他那憨态可掬的样子，便会很自然地联想到自己身边某位最随和最善良也最容易接近的兄长或父辈，令人一看顿生亲切感，欢喜心。

    不过，包括活佛济公和俗称“和合二仙”的唐代诗僧寒山、拾得在内的一大批中国罗汉、中国弥勒、中国菩萨、中国和尚的横空出世，或成功塑造，无不归功于中国的佛教禅宗。佛教禅宗有许多与众不同的特性，其中最本质的特性便是使佛教这个来自印度的泊来品彻底中国化了。

    禅宗自称“直指人心，顿悟成佛”。所谓顿悟成佛，就是在一刹那间领悟到佛教至玄至极的根本道理，因而也就由凡人成佛，从此快乐无忧了。

    这就与印度佛教形成了鲜明的区别。按照印度佛教的要求，出家人必须修苦行，又必须从理论上来解决宇宙人生的许多问题，必须研究浩如烟海的许多经书，经过渐修逐步达到佛的思想境界。据说释迦牟尼本人在离家出走后，就是先修每天只吃“一粒米”的苦行，修得身体虚弱不堪，到河边洗澡差点爬不起来，后来拉着一根柳枝爬上岸，已经气息奄奄，是一位好心的牧羊女救了他；后来又坐在菩提树下沉思了整整48天，才证悟了顺逆观十二因缘，创立了佛教。“天才”的释迦牟尼尚且如此，平常人要成佛谈何容易？

    然而，禅宗却说觉悟也就是成佛，根本无须借助严密的逻辑推理去研究什么本体论、认识论、人与宇宙万物的关系等等极为令人头痛的问题。

    检阅中国浩如烟海的佛教故事，你会发现很多禅师活得很超脱，很潇洒，甚至很风流。但谁能想到，禅宗是在一个苦难深重的历史背景下产生的呢？正因为痛苦，所以要求超脱；正因为不能潇洒，所以才向往潇洒；正因为难得风流，所以才追求风流。

    一位哲人说过：“宗教是被压迫生灵的叹息，是无情世界的感情。”这话说得何等深刻？“宗教是人民的鸦片”，这种精神的鸦片既有麻醉人的作用，又有镇痛且使人兴奋的作用，这又是对宗教二重性的精辟概括。不过，中国的禅宗，作为一种相当世俗化的宗教，精神麻醉的作用似乎要少一点。

    禅宗并不把佛作为法力无边的偶像来崇拜。禅宗强调“佛”的本来意义是“觉悟”。“成佛”就是成为有觉悟的人。而这种觉悟是顿悟而不是渐悟。用禅宗的话说就是“教外别传，不立文字，直指人心，顿悟成佛。”其中“农禅”一支，则创立了自食其力的集体生产劳动制度，过起了“桃花源”的生活。唐武宗灭佛，唯有遁入山林的禅宗没有大伤元气；灭佛之令取消后，就出现了禅宗独盛的局面。所谓“一花开五页，结果自然成。”亦即禅宗成了曹洞宗、临济宗、云门宗、牛头宗、法眼宗五大宗派。

    禅宗有广大的社会基础，其最初的基本队伍是在宗法专制压迫和超经济强制下衣食无着的流民，此外还吸引了大量各色下层人士参加。禅宗蔑视戒律、“毁斋破戒”很能迎合人们的要求。明代一位站在统治者立场来评论禅宗的僧人，他分析人们出家时的原因时说：“或为打劫事露而为僧者；或牢狱脱逃而为僧者；或妻子斗气而为僧者；或负债无还而为僧者；或夫为僧妻戴发者，谓之双修；或夫妻皆削发，而共住庵庙，称为住持者；或男女路遇而同居者；以至奸盗诈伪，技艺百工，皆有僧在焉。”（湛然圆澄《慨古灵》）尽管，此段文字明显带有贬义，却从另一个侧面证明的佛教禅宗的“草根”情结。

    其实，禅宗除了有“鲁智深”那样的一批仗义行侠而遭通缉的豪杰，有逃避官府勒索而夫妻一起入寺者等诸如此类的情形外，禅宗还吸引了许多在家信佛的人们，尤其是一些著名的士大夫，如白居易、苏东坡等。因此，禅宗提倡“放下屠刀，立地成佛”式的“顿悟”也是顺理成章的事儿。

    顿悟的途径是返观自己的内心，可以称之为“向内反省的直觉法”。禅宗认为，要成佛不必向外追求，而要反过来观照自己和内心世界。禅师们还用“骑驴觅驴”、“丙丁童子来求火”、“识取自家田地”、“自家宝藏不顾，抛家散走什么”等语言来启发人在明心见性上下工夫，不必向外追求；用“称名契悟”、“抽一茎毛示”、先把人赶走再唤他一声使之猛回头等等方式启发学人观照自身自心。

    那么“顿悟”究竟“悟”些什么呢？从禅宗最基本的观点出发，主要“悟”得三点：

    一是悟得自心即佛。五祖弘忍、六祖慧能都主张要悟得自身就有佛性，“顿见真如本性”；玄则禅师讲人人心中“尽有常圆之月，各怀无价之珍”，一念顿悟即佛；祖心禅师讲“顿觉诸见，大智洞然”，要把从佛经中学来的那些烦琐的名相（概念）、判断、推理的诸多见解统统抛弃，通过刹那间的醒悟而使内心呈现出一片空明澄净的景象，认为这就具备佛的大智了。

    二是悟得无心无佛。《西游记》中孙行者的名字叫“悟空”就是此义。之所以要在讲了“即心是佛”以后还要讲“无心无佛”，是怕学人从执着于向外追求转为执着于自心。禅宗认为，任何执着都不可能使人洒脱自在，因而既要破除“法执”（对外物的执着），也要破除“我执”（对自心的执着），禅师用诗来表现这种无执的境界，叫做“去散水流去，寂然天地空”。

    三是要悟得不必修行。弘忍之所以传衣钵给慧能，是因为慧能的一首偈语：“菩提本无树，明镜亦非台。本来无一物，何处惹尘埃？”这与神秀的偈语“身是菩提树，心如明镜台。时时勤拂拭，莫使惹尘埃”形成了明显的对照。禅宗的真正创始人弘忍是从根本上反对“时时勤拂拭”的修行功夫的，认为既然认识了本体（佛性），又何必再下功夫（修行）。也可以说，这种重本体而排斥功夫，而强调人内心的顿悟的观念，才是中国禅的本质。

    第一点“悟得自心即佛”在于排除初入佛门者头脑中的一切外界干扰，迅速而有效地建立起皈依佛门后的初步自信；第二点“悟得无心无佛”的核心在于破除禅宗弟子心目中任何形式的“执着”。让禅师们真正洒脱自在塌来，从而最终达到：家常、平等、顿悟、闲适、自然、旷达、风流、无言、自由、审美等中国禅宗的十种境界；第三点“悟得不必修行”是中国禅宗重本体而排斥功夫的本质，也可以说“悟得不必修行”是中国禅宗的终极目标。正是以上三点基本观念的指导下，中国禅宗才先后产生了：寒山、拾得、丰干、济公、布袋和尚等具有典型意义的“悟得不必修行”的代表人物。其中尤以济公、布袋和尚为最。这也是为什么中国化之后的弥勒佛如此深受中国民众欢迎的根本原因。

    无独有偶，一千年后的1976年，美国两百周年国庆时，美国人汤姆霍夫说：“第三宗教的潮流正在冲击着美国，将来的历史上它会被称为第三觉醒（Third Great Awakening）。”所谓“第三宗教”或“第三觉醒”即“新纪元运动”。美国加柏克莱大学博士后研究员，夏威夷大学客座教授游祥洲解释说：“新纪元运动的思想家们向二十世纪的人宣示新的福音——原来天堂不在九霄云外，天堂原来就在当下！只要识得‘当下即是’，因此，工作可以从疲乏的折磨中变成愉快的游戏，乃至于是‘爱的表达’；而人生种种烦恼，虽似一片污泥，但我们却不妨在心灵的自我净化之间，当下化烦恼为菩提，享受那出污泥而不染的喜悦。”——这与中国禅宗的“搬柴运水日日道”及禅宗的强调人内心的顿悟的观念，如出一辙。

    ——何其妙哉，这不分明是中国禅宗的“现代版”么？这与一般人不是在贪、癫、痴的醉生梦死中浪费了生命，就是在求空求涅槃中因知见的错误而否定了生命的意义，是完全不同的啊。

    但是，如果全面地去看禅宗，又不尽然。禅宗中除了以慧能为代表的主流派——强调顿悟成佛的南宗——之外，还有以神秀为代表的强调渐修的北宗。这多少反映了南北文化的差异。但即使是南宗的慧能，也不是完全排斥渐修。后来，南北两派逐渐融合，认为“顿悟”是对“上根人”（特别聪明的人）而言，“渐悟”是对“下根人”（禀赋迟钝的人）而言，所以禅宗院规还是不免要求僧尼要花很多的时间坐在禅床上苦思冥想地修习，参公案，乍话头，以求达到觉悟。

    这或许也是维持寺院正常秩序的需要，试想，倘若人人都像醉打山门的鲁智深，像仗势行侠而杀人不眨眼的行者（武松），像不受约束的孙悟空，像又馋又懒又好色、还爱搬弄是非的悟能（猪八戒），每天吃饱了饭无所事事，溜下山去给寺院捅漏子，那就不是寺院，而有点像水泊梁山了。

    按照佛门的说法，一尊佛主宰一个世界，此佛与此世界共始终，自始至终为一劫，一劫期满则另一佛与别一世界取而代之，正如人间一位帝王与一个王朝，必将由另一帝王与另一王朝取而代之一样。因此，作为未来佛的弥勒，下世传法之日，也就成了人间改朝换代的象征。因此，历史上的农民造反起义，常有托言弥勒佛与其俱来者。“弥勒出世”成了为被压迫者救苦救难的福音；“下世弥勒”，成了渴望解脱苦难者的救星。仅在隋炀帝大业年间，河北、陕西等地就连续三次发生过“自称弥勒佛出世，潜谋逆乱”的事件。

    唐朝开元年间也出现过“释迦牟尼末，更有新佛……”的民谣；宋代的河北王则造反时，也宣称：“释迦佛衰谢，弥勒佛当执世。”到了元代更厉害。元末，赵丑斯、郭菩萨直言“弥勒当有天下”，韩山童宣称“天下大乱，弥勒佛下生”，彭和尚则作偈语，劝人念弥勒经，这些农民起义，最终把元王朝推翻了。在中国所有被利用的民间宗教，先后活动时间最长的要属弥勒教。

    不仅于此，就连武则天称帝，也利用过弥勒佛。当时以怀义为首的一批和尚，是武则天称帝的鼓动者和拥护者。公元689年7月，怀义等十人造《大云经疏》，内称武则天是弥勒下生，当作阎浮提国王。御史郭弘霸也乘机邀宠，上表称武则天为弥勒佛。则天大喜，同年9月，即改国号为周，加尊号为“圣神皇帝”，并令天下诸州建大云寺，各藏《大云经》一部。

    斗转星移，时过景迁。如今商家早已利用彻底中国化之后的弥勒佛形象大赚其钱了。他们借助布袋和尚的形象，做成各式各样的大肚弥勒，作为工艺品在各地旅游景点销售。还有不少大肚弥勒是通过商场、超市走进寻常百姓家的。

    不过，在许多人的心目中，早已世俗化了的弥勒佛已经不是一尊高贵的神，而是一个胸怀宽广、乐观豁达、令人一看顿生亲切感，欢喜心的朋友。有人称他为笑佛、欢喜和尚，有人把他作为家庭和睦的象征；有人将那种一碰他就哈哈大笑“不倒翁”式的弥勒佛“请”进家门，让他活跃家庭气氛，有人将做成了聚钱罐儿的弥勒佛“请”到家中，让他“和气生财”；有人将这位笑佛、欢喜和尚请回家中，放在一个适当的位置，仅仅是为了增加一点欢悦的喜气。

    弥勒佛在中国老百姓的心目中影响，已经远远超过了俗称“如来佛”的佛祖释迦牟尼。弥勒佛形象的如此深入民心，让我想起一名言——得民心者得天下。

    作者简介

    周濯街，湖北黄梅人，国家一级作家，中国作家协会会员、中国通俗文艺研究会常务理事、湖北省民间文艺家协会副主席、中国艺术家交流协会终身会名誉主席。

    他自幼爱好民间文学， 18岁开始搜集整理神话故事并进行再创作。1982年至今已出版长篇神话小说99部（其中在台湾出版长篇31部），中短篇小说700余篇，约3700多万字。其作品畅销美国、日本、泰国、新加坡、马来西亚、港、澳、台等十多个国家和地区，深受世界各地华人喜爱。

    1995年，根据其中篇人物传记《黄梅戏皇太后——邢绣娘传》改编成的戏曲电视剧《戏审记》获广电部颁发的 “飞天奖”。2009年，根据其长篇小说《黄梅戏第一代宗师——邢绣娘》改编的清装黄梅戏《邢绣娘告官堤》在湖北省第七届黄梅戏艺术节上夺得了“5金4银4铜”等11项大奖。